答：2026年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也是党的检察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最高检发布检察公益诉讼起诉指导性案例，既是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强化检察监督，加强公益诉讼”要求的司法回应，也是在检察公益诉讼高质量发展时期，通过案例指导统一司法尺度、规范起诉标准、引领公益司法保护的重要举措。

一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公益保护领域的生动实践进一步深化。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公益保护领域的生动实践和原创性成果，历经十余年探索积累，在办案领域不断拓展、办案成效不断凸显中迈向高质量发展。2025年10月24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初次审议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强化检察监督，加强公益诉讼”，体现了党中央对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高度重视和更高期待，也对检察机关高质效履职办案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是以“可诉性”提升办案精准性、规范性成为高质效办好每一个公益诉讼案件的重要遵循。近年来，检察机关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价值追求，紧紧扭住“可诉性”这个关键，持续提升办案精准性、规范性，不断加大办案力度、提升办案质效，积极以“诉”的确认推进公益保护。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公益诉讼检察高质效办案的意见（试行）》，明确强调以公益诉讼“可诉性”指引，严把案件质量关。本批发布的案例，注重将有适格诉讼主体、行政违法行为、公益受损事实、法律明确授权等“可诉性”基本要素，贯穿办案每一个环节，确保案件“诉得出、判得下”。

三是为配合推动检察公益诉讼法出台提供鲜活实践样本。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的初次审议，标志着专门立法取得关键性进展。草案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公益保护领域的生动实践和原创性成果法治化、制度化，对检察机关立案、调查、提起诉讼等办案环节作出全面规定。本批案例精准对接立法需求，涵盖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职的认定，检察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程序，民事公益诉讼独特制度价值发挥，多主体法定责任厘清等，既体现了实践中的创新探索，也回应了立法中的重点问题，为法律草案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有益的实践样本。

答：一是准确选择公益诉讼办案类型，实现公益保护最优效能。检察机关依法客观全面开展调查，精准把握实质法律关系，根据案件具体情形区分选择行政公益诉讼或民事公益诉讼，确保办案方式与案件特点、公益保护目标高度契合。如湖南省检察机关督促综合整治“锰三角”矿业污染公益诉讼案（以下简称湖南“锰三角”案）中，矿业污染时间跨度长、遗留问题多、责任追究难、违法情形多样，涉及多个行政机关职责，检察机关立足法律监督定位，基于行政监管专业、高效的职能优势，从促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出发，为及时有效保护公益，优先以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同时，针对侵权主体明确、公益损害较重，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后仍无法实现公益保护的，以民事公益诉讼追究责任者环境侵权责任，全面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是依法客观全面行使调查权，筑牢案件办理事实根基。为准确查明案件事实，针对相互矛盾、影响案件基本事实认定的证据，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询问、调取书证、咨询专家意见等多种方式调查取证，对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鉴定意见等证据进行实质性审查。如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人民检察院诉A公司危险废物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以下简称内蒙古包头案），检察机关全面调查核实，准确查明事实，依法提起诉讼，最终推动企业以“清除污染源—修复污染土壤—阻断传输扩散—长期监测”的修复治理路径，投资188万余元对土壤和地下水进行治理修复，实现了对危险废物填埋区土壤和地下水的有效保护。

三是深入践行高质效办案要求，彰显公益诉讼制度价值。“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是新时代新征程检察履职办案的基本价值追求，此次发布的案例始终将这一履职要求贯穿在案件办理全流程各环节，通过精准司法监督促使责任主体全面整改，既实现了对公共利益的有效保护，也引导行政机关、相关行业树立依法履职、守法经营的理念。如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诉T医院等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以下简称山东济南案），对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行为，通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建议法院适用禁止令和先予执行等措施，彻底消除放射性污染重大风险。

答：一是引领公益诉讼检察紧紧扭住“可诉性”这个关键，助力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此次发布的5件案例均为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案例，始终突出“诉”的刚性监督属性，通过“诉”的确认推进公益保护，有效发挥检察公益诉讼的制度效能，为各级检察机关履职提供了明确指引。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推动行政机关践行“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如河南省商城县人民检察院诉县自然资源局不依法履行土地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以下简称河南商城案），明确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的标准；湖南“锰三角”案明确多部门“协同履职”要求，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规范执法。通过民事公益诉讼，助推落实“生态环境有价、损害必偿、违法必究”。如山东济南案，通过查明每个违法行为人的行为对损害风险发生所起的作用，准确认定侵权责任主体。

二是精准认定责任主体，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办案思路和方法。此次发布的案例主要针对责任主体多元、责任划分复杂、追责难度大等突出问题，通过全面调查取证，精准厘清不同主体的法定责任，确保责任追究落到实处、取得实效，案件均获得法院支持，最终实现公益保护目的。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精准厘清行政机关履职边界和责任，如河南商城案，明确自然资源局作为监管主体，因怠于申请强制执行，致使行政处罚不再具有强制执行力，造成公益损害持续存在，存在不依法履职的情形。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精准界定侵权主体及责任承担方式，如山东济南案认定三家医院的不作为行为均足以造成放射性污染风险，判令承担连带责任。

三是聚焦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此次发布的案例主要围绕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重点难点问题展开，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生动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从河南商城案严守耕地、林地生态保护红线，到湖南“锰三角”案开展区域性矿业污染系统整治，从内蒙古包头案治理危险废物造成的土壤、地下水污染，到山东济南案消除放射性污染重大风险，再到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检察院诉梁某某等八人破坏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依法追究非法采矿的生态损害赔偿责任，均聚焦解决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中的难点痛点问题，通过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推动筑牢生态安全的司法屏障。

四是坚持系统治理理念，促进完善民事公益诉讼证据与损害认定规则。检察机关积极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立足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通过合理适用民事公益诉讼的证据规则与损害认定方法，实现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全方位、深层次保护。如湖南“锰三角”案在被告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时，通过向责任主体告知明确不提交证据的后果等，并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数额，为类似案件办理提供可参照范式。广东珠海案对于非法采矿造成的公益损害，充分考量土壤、基质（基岩）等作为生态系统核心部分所承载的生态屏障、生物多样性保护、涵养水源等生态功能和价值，合理确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数额。

答：当前，我国正处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长江经济带流域矿业污染突出问题的系统治理尤为重要，不仅关系群众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更影响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锰三角”矿业污染系统治理具有重要示范意义。湖南省检察机关立足检察职能，创新运用“一体履职、综合履职”工作模式，推动公益诉讼与刑事检察、行政检察等职能深度融合，构建全方位、立体化治理体系，成功破解区域性矿业污染治理难题，为全国类似区域生态环境修复保护提供了可借鉴的“检察方案”。

一是公益诉讼+刑事检察，强化司法震慑效应。检察机关不就案办案，推动检察公益诉讼从个案办理延伸至系统治理。聚焦3家污水处理厂长期超标排污问题，破解因在线监测数据缺失导致的证据不足、损害结果难以认定等办案难题。专案组通过调取企业档案、精准核算相关数据等方式，查明3家污水处理厂均系矿山企业实际控制，因“报大建小”而超标排放，与鉴定机构通过核算矿石过磅量、污水处理厂处理排放量等，合理计算排污量，经专业鉴定机构科学鉴定生态损失2550万余元。查清违法事实后，将办案发现的刑事犯罪线索移送刑事检察部门监督立案4件，属地检察院提起公诉，所有案件均获得有罪判决。

二是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破解生态损害追责难题。本案并非针对单一污染环境公益损害的个案，而是对一整个区域、一个行业长达数十年累积的系统性生态损害开展的集中司法治理。对于符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条件的案件，检察机关立案后及时告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赔偿权利人启动赔偿程序后，经磋商未达成一致提起诉讼的，检察机关通过提供法律咨询、协助调查取证、提交支持起诉意见书、出席法庭等方式支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赔偿权利人未启动赔偿程序的，检察机关依法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追究责任者环境侵权责任。专案办理期间，共向赔偿权利人移送线索162条，支持行政机关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20件，追偿1.15亿元。

答：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强化检察监督，加强公益诉讼”，为新时代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发展的关键节点。全国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将在最高检党组的坚强领导下，锚定“加强公益诉讼”的目标，一体抓实高质效办案和高水平管理，实现公益诉讼检察更高质量发展。

一是配合推动检察公益诉讼法尽快出台，全面抓好贯彻实施。去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公益保护领域的生动实践和原创性成果法治化、制度化。最高检将进一步加强与立法机关沟通，全力配合立法进程，并同步着手修订相关司法解释、完善配套机制。检察公益诉讼法出台后，将适时组织召开全国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会议，对贯彻落实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二是优化办案结构，持续加强法定领域办案工作。2026年，最高检、各省级检察院带头直接办理一批有示范引领意义的案件。最高检将部署、指导各省级检察院对14个法定领域办案结构进行分析，有针对性固强补弱，以重点专项工作为抓手，更好履行法律赋权，分类统筹抓好各领域办案，充分彰显检察公益诉讼的制度价值。

三是抓实高质效办案和高水平管理，切实提升监督质效。编制重点领域、重点类型案件立案标准、结案标准等办案质效标准，制定高质效公益诉讼案件正面清单、负面清单。制发行政公益诉讼“可诉性”工作指引。不断完善各领域办案指引，逐步实现14个法定领域全覆盖。持续开展高质效案件点评培训，推动各地办出更多有影响力、具有规则指引价值的好案件。